277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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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的新电影男主和男二的演员都确定了下来。
男主钟秀由刘亚仁扮演，男二ben由史蒂文元扮演。
剩下的也很重要的女主角色一直没有让刘尚满意。
他绝对女主角色等到了韩国那边，来一场全国规模的海选。
他自觉观察力一向是可以的，他有信心能在人山人海中找到最适合海美这个角色的演员。
离开韩国之前，刘尚在国内办了一场宣发。
虽然缺了女主，但宣传还是能办起来的。
也正好借这个机会造势，没准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女演员过来试镜。
这次刘尚将试镜的演员要求放宽,不需要面试者有专业的教育经历或者是演艺生涯经验，只要合适，就可以参与到试镜。
刘尚有时间也有精力调教一个素人。
宣发会定在八月份，剧组的主创悉数出席。
好莱坞演员和韩国新生代的扛把子加盟，为这部电影增添不少关注。
大家一边在讨论，导演刘尚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剧本是日本文学大师村上春树的作品,改编电影背景是韩国，演员里边不光有韩国人,还有好莱坞演员，另外女主一直没有确定，有可能最后选择非韩国人。
这样复杂的成分碰撞在一块，到底会引发怎样的化学反应。
大家对其报以极大的兴趣和希望。
会后，照例有记者提问。
记者：你能谈谈是如何将村上春树的短篇《烧仓房》的背景从日本转移到韩国的吗？这对影片的素材、人物的潜台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刘尚：我不得不说，我在转换这个故事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困难，因为我认为原始材料并非是基于任何细节或具体的现实。我觉得《烧仓房》的事件可以从它的原始背景中提取出来，应用到一个关于韩国年轻人的故事中，也可以应用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记者：在一个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国家，底层人感到自己处于边缘。同样的愤怒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冲突中燃烧。
刘尚：有些人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愤怒，与此同时，世界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方便。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当然有问题，这是一个内部的问题。当年轻一代开始感到更加无精打采时,一种愤怒在他们内心积聚。
记者：除非你是本。
刘尚：我觉得本也有问题！不管他的钱来自哪里，他的财富多得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花。这是一个空白。我们不知道本是干什么的。也许他在科技或金融行业工作，我们看到现在大公司发生的事情，比如公司重组或裁员，都是非常暴力的。即使今天的富人没有直接杀人——即使他不是一个连环杀手——也有一种感觉，剥夺一个人的生计就是杀害他们。由于精英们所拥有的这种权力，他们存在的基础实为空白。
记者：电影中有着「小饥饿」和「大饥饿」的隐喻，当我们看到钟秀受困于前者——他想要得到尊重、想要活下来——海美可能关注后者——她渴望一些奇妙的、能满足她的经历——本似乎并不渴望什么。我得说他所渴望的本质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谜团。
刘尚：正如你所说，我们不知道本渴望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感受。当钟秀跟着开着车的本来到河边时，他看到本站在那里，似乎在平静地独自冥想，这引发了所有的这些问题。他在做什么？他是在享受宁静还是回到了犯罪现场？空白又一次出现了。这可以看作是年轻人和富人的问题，但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个社会里，追求金钱是最重要的。数字游戏。对此，本可能会说：「这是自然法则。一些人死去，一些人活着。」这就是他可怕的地方。
记者：我也想知道本的出现方式——作为一个完全空白的、阴险的恶棍——是不是通过钟秀眼睛所看到的副产品。你在试图引导我们理解他的角色,还是你认为电影的视角比这更客观？
刘尚：在一部普通的惊悚片中,你会看到一个角色试图解决一个谜团，你会看到他们试图找到真相的过程。我想做的是让角色本身有意义。除了钟秀和海美对他的看法，本还有其他意义。我想让观众去观察，去好奇，去质疑本和海美是谁，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钟秀的眼睛去看他们。
记者：你能说说剧本中所有的翻拍吗？我知道影片的背景和人物都忠于村上春树，但在不同的背景下重复发生的事件、交流甚至对话的主题——比如海美跳了两次肯尼亚布希曼人的舞蹈，或者钟秀两次去见他父亲的法庭场景——贯穿于整部影片的始终。
刘尚：你提到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出现在短篇中，但在村上的作品中，有很多双重的例子——他一直使用二元性和双胞胎——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
这一场宣讲在圈内圈外确实燃起了不少的热度，报名女主试镜的人也出现了短暂的一波爆发。
女主的选拔是全世界范围，但是角色的设定要求是亚裔，最好是韩国人。
刘尚作为总导演，事情很多，自然不可能每一个面试者都要经过他。
刘尚让副导演还有编剧组的人去海选，选到不错的演员进入待定，最后的‘抉择’才会过刘尚的场子。
临出国，女主的选角还没定下来，按照计划，女主的最后敲定需要面试者在韩国乡下的一个取景地进行试镜。
流程麻烦还拖延，但仍然抵不住各路女演员对这部电影女主角的希冀，还引起圈外观众的好奇，他们都在等，到底是谁有那么好的运气，可以拿到这个世界瞩目的女主机会。
八月底，刘尚即将出发赶往韩国。
临行前，他跟朋友家人告别。
陈婉清嘟着嘴，显得很委屈。
此前她想跟刘尚一块去韩国，被刘尚拒绝了。
陈婉清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要刘尚再陪她看一部电影，刘尚答应了。
看的电影是21年中秋上映的，导演贾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与贾樟柯此前的作品相比，这部“文学纪录片”显得有些不温不火。
上映四天，票房平淡的同时口碑也低于导演此前作品的平均值。
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部意蕴悠长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议题都值得深入关注与反思。
影片以2019年5月的畅谈为序曲，几十位作家来到山西汾阳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这里谈论乡村与城市，文学与现实。
影片交响乐般地以18个章节讲述出那些年的中国往事。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一起，回顾、探讨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
而贯穿影片的一大强烈情绪，即是对故乡的注视与怀旧。
某种程度上，贾平凹、余华和梁鸿都与故乡有了一段距离，正是因为这一距离他们得以审视故乡、书写故乡。
当我们看完整部纪录片就会发现，贾樟柯以吕梁马烽作为序幕与开始，由此引出其后几位作家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故事，所企图建构的便是近代中国农村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二者背后所凸显出的现代中国的变迁，而其中尤其以农村、故乡与故土所衍生的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作为核心。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正在被遗忘的记忆，就如曾经写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结婚现场会》的作家马烽，在当下早已经消失在大众印象中。
电影的最后一幕，贾樟柯有意安排对梁鸿读中学的儿子的采访，来展现世代交替之间曾经由其父母辈所经历与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和体验在年轻的、成长于城市且接受着普通话教育的儿女一代中的消失。梁鸿的儿子大概属于“00后”，而相较“80”、“90”后来说，他们或许才恰恰处于其间，即对于那些如贾平凹和梁鸿这样出生成长在农村的人来说，他们摸到了上一辈人所经历和看到的关于乡村和故乡的最后一缕气息，留在了身体中，然后进入城市。但是否能就此如梁鸿“00后”的儿子一般，自然地成为“城市人”，则始终如谜。
在关于这部纪录片的评论中，许多人或许都是“80”、“90”后，因此他们对这部电影大都充满了矛盾甚至两极的评价。一些人因为曾经成长于纪录片中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的尾声，所以颇有感触；
但另一些人则对此表示不屑，即电影中流露出的怀旧和对于旧日苦难的追忆，对此情绪的沉迷，甚至令人厌倦。而或许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其中看似最“插科打诨”的余华才会获得这么多的好感。
在电影中，余华的表达和讲述极具矛盾性，一方面他展现自己曾经生活的辛苦，但与此同时却也在一直消解自己所述之中隐藏的严肃和苦难性质，而以一种颇为个人“心机”的直白展现出个体在大时代风暴之下的自娱自乐与生存之道。
当梁鸿的儿子希望能问一问自己经历风霜的外公对于生活的看法时，或许才最真实地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于父祖辈们生活和苦难的隔阂，以及一种几乎是脱离其中而站在旁观者的好奇与窥视。
梁鸿身处其中，每每提及自己的母亲和大姐便潸然泪下；
贾平凹虽然平静地回忆着自己唯一一次看到流泪的父亲，但背后的辛酸我们会在一本本关于他所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商洛之地的里反复看到……
贾樟柯之所以采访这些家，或许恰恰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根植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上，对那些难言的记忆和情感进行有序且丰满的展示。
观众会因此受到影响，对其产生共情，但对于其所讲述的旧日和那些关于生活的记忆或许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其中最引人注目且令人感慨的或许正是贾樟柯设置在电影内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于故乡的回忆和追述。
无论是马烽、贾平凹还是梁鸿，他们都在生命的某段时间里返回故乡，通过把它作为一个观察和书写的对象来展现自身情感创伤或需求、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想象。
而无论是“返回”这个动作还是“追述”这一行为本身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要回去的地方以及需要被追忆的生活和那些经验已经在当下他们的生命中开始消失。他们通过返回这个动作以及追述来重构自身的起源地，于是怀旧便出现了。
陈婉清看的时候不知道是犯困了，还是想最后依偎着刘尚，她将脑袋轻轻地靠在刘尚的肩膀。
刘尚伸出手‘温柔’地推开陈婉清，问她：
“你带我看这部电影是想提醒我，不能忘记故土吗？”
陈婉清似乎是刚被提醒，莞尔一笑：
“是呀，是这样，我怕你去了国外就回不来了。”
“嗯？”
“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不是‘回不来了’，是‘不回来了’。”
刘尚怅然说：
“不会的，电影不分国界，但是导演是有国界的，我下一部电影会回来的，这部电影就是个小插曲。”
陈婉清也变得忧郁起来，她轻声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跟你看什么电影，这部电影是我随便从课件里找的，是老师让我看的，说是明年的北电艺考有可能会考到。”
刘尚眉毛一挑：
“有这事啊？那我得找个老师给你好好补习一下这部电影。”
“谁啊？”陈婉清有些好奇。
“学习这部电影最好的老师，当然是拍这部电影的导演啦。”
“刘哥你是说你找贾樟柯来给我上课？”陈婉清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
刘尚笑了笑：
“没事，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会来聊聊的。”
陈婉清以为刘尚在开玩笑，直到刘尚真得打电话叫来了贾樟柯。
理由当然不是给陈婉清上课，而是说自己要走了，有些心里话想跟贾科长聊一聊。
贾樟柯太实诚，真得屁颠屁颠来了。
等到了地儿，才知道上了刘尚的当。
既来之则安之，贾樟柯愿意腾出十分钟时间，跟刘尚聊一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电影。
陈婉清就在一旁听着做笔记。
刘尚：这部电影说的是几位作家回到故土寻找灵感。你作为导演也是如此吗？回到故乡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贾樟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第一次开始拍故事片时，我在家乡拍是因为我对我的家乡很熟悉。还有方言，语言方面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处理信息。
在这部特别的纪录片中，我目睹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性的城市化，很多人都去外地务工了。他们从农村去到城里找工作，寻找机会。我认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只知道城市社会，城市文化，城市社区。
这些都是他们知道的。他们对农村历史，农村文化，农村社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当你想了解中国时，你不能不看农村文化，因为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理解贫穷是什么样子的，在过去食不果腹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暂时回顾一下历史，回顾记忆。
所以我们暂时需要找到一个不同的方向，一个不同的视角。在空间上，在地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农村地区。
这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是从这些农村城镇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回到山西和回到过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结合这些时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实。
刘尚：《天注定》上映后，您曾说过想探究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情感」。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贾樟柯：是的，确实。这部电影继续探索了内在的、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变化。这就是我选择这些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用这部电影来检验、探索或谈论他们的文学作品。
对我来说，我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是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们非常勇敢，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正成为时代的信使和社区的信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使。
所以我认为可以通过他们来捕捉特定的现实，因为他们不仅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他们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样的方式吸引了我，让我想要拍一部有关于此的电影。
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去拍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听他们述说、而非是看他们写的文字来捕捉历史。
我想看看作为作家，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然后我将其拍成电影研讨会的样子。
刘尚：这部电影的名字有些哀愁，主题也非常严肃，但某些时候，特别是当作家余华讲述的时候，电影也变得十分有趣。您是刻意为之的吗？
贾樟柯：这就是典型的余华（笑）。这正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讽刺意味，很像黑色幽默。
对于作家余华来说，他实际上比第二位作家贾平凹晚出生十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写一些东西是颠覆性的。
这是一种展示他有多么叛逆的方式，因为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用谦逊的幽默来谈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也为了制造那种冲突或者用幽默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事情太糟糕了，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刘尚：您怎么就选了这几位作家呢？拍电影之前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吗？
贾樟柯：当然，这四位作者中，一位已经辞世了，三位还在世，其中我只认识余华。其余的我在项目之前都不认识，直到我们做了调查，收集了信息。然后我联系了贾平凹和梁鸿。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在镜头前谈论的十分之一。我们只知道最基本的信息。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因为他的父亲，他吃了很多苦。
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刘尚：时隔多年重回纪录片创作，您有什么感想吗？
贾樟柯：与虚构的电影不同，纪录片在一开始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决定我们想要捕捉或采访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时间的事情。
但制作纪录片的乐趣在于，有太多的未知。很多事情都是自发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
另一种层次的享受来自于对象——当我说对象时，我不是指那些我试图通过访谈来呈现的作家，那些在公共场所、火车站或街道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对象。
这些是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的形象，也是当时所发生事情的目击者。
这些人正是这些作家在他们的故事中描写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们同样重要。
拍摄他们会给我更多的自由，因为我可以很自然地捕捉到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样子。
我想做的是，以某种方式，诚实地、客观地、完整地，通过个人叙述，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这种见证，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了未来的一代也为了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欣赏和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
就边界而言，他们可以表达自己，来诚实、真切地谈论这个问题，谈论非常敏感的话题和议题——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见证。
所以即使是负责审查的人，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表达是多么真实。
所以我几乎是在用这个来突破你所能谈论的极限。
这在纪录片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人在谈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他们是证人，他们提供证词，所以他们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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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也很重要的女主角色一直没有让刘尚满意。
他绝对女主角色等到了韩国那边，来一场全国规模的海选。
他自觉观察力一向是可以的，他有信心能在人山人海中找到最适合海美这个角色的演员。
离开韩国之前，刘尚在国内办了一场宣发。
虽然缺了女主，但宣传还是能办起来的。
也正好借这个机会造势，没准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女演员过来试镜。
这次刘尚将试镜的演员要求放宽,不需要面试者有专业的教育经历或者是演艺生涯经验，只要合适，就可以参与到试镜。
刘尚有时间也有精力调教一个素人。
宣发会定在八月份，剧组的主创悉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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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边在讨论，导演刘尚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剧本是日本文学大师村上春树的作品,改编电影背景是韩国，演员里边不光有韩国人,还有好莱坞演员，另外女主一直没有确定，有可能最后选择非韩国人。
这样复杂的成分碰撞在一块，到底会引发怎样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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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照例有记者提问。
记者：你能谈谈是如何将村上春树的短篇《烧仓房》的背景从日本转移到韩国的吗？这对影片的素材、人物的潜台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刘尚：我不得不说，我在转换这个故事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困难，因为我认为原始材料并非是基于任何细节或具体的现实。我觉得《烧仓房》的事件可以从它的原始背景中提取出来，应用到一个关于韩国年轻人的故事中，也可以应用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记者：在一个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国家，底层人感到自己处于边缘。同样的愤怒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冲突中燃烧。
刘尚：有些人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愤怒，与此同时，世界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方便。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当然有问题，这是一个内部的问题。当年轻一代开始感到更加无精打采时,一种愤怒在他们内心积聚。
记者：除非你是本。
刘尚：我觉得本也有问题！不管他的钱来自哪里，他的财富多得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花。这是一个空白。我们不知道本是干什么的。也许他在科技或金融行业工作，我们看到现在大公司发生的事情，比如公司重组或裁员，都是非常暴力的。即使今天的富人没有直接杀人——即使他不是一个连环杀手——也有一种感觉，剥夺一个人的生计就是杀害他们。由于精英们所拥有的这种权力，他们存在的基础实为空白。
记者：电影中有着「小饥饿」和「大饥饿」的隐喻，当我们看到钟秀受困于前者——他想要得到尊重、想要活下来——海美可能关注后者——她渴望一些奇妙的、能满足她的经历——本似乎并不渴望什么。我得说他所渴望的本质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谜团。
刘尚：正如你所说，我们不知道本渴望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感受。当钟秀跟着开着车的本来到河边时，他看到本站在那里，似乎在平静地独自冥想，这引发了所有的这些问题。他在做什么？他是在享受宁静还是回到了犯罪现场？空白又一次出现了。这可以看作是年轻人和富人的问题，但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个社会里，追求金钱是最重要的。数字游戏。对此，本可能会说：「这是自然法则。一些人死去，一些人活着。」这就是他可怕的地方。
记者：我也想知道本的出现方式——作为一个完全空白的、阴险的恶棍——是不是通过钟秀眼睛所看到的副产品。你在试图引导我们理解他的角色,还是你认为电影的视角比这更客观？
刘尚：在一部普通的惊悚片中,你会看到一个角色试图解决一个谜团，你会看到他们试图找到真相的过程。我想做的是让角色本身有意义。除了钟秀和海美对他的看法，本还有其他意义。我想让观众去观察，去好奇，去质疑本和海美是谁，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钟秀的眼睛去看他们。
记者：你能说说剧本中所有的翻拍吗？我知道影片的背景和人物都忠于村上春树，但在不同的背景下重复发生的事件、交流甚至对话的主题——比如海美跳了两次肯尼亚布希曼人的舞蹈，或者钟秀两次去见他父亲的法庭场景——贯穿于整部影片的始终。
刘尚：你提到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出现在短篇中，但在村上的作品中，有很多双重的例子——他一直使用二元性和双胞胎——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
这一场宣讲在圈内圈外确实燃起了不少的热度，报名女主试镜的人也出现了短暂的一波爆发。
女主的选拔是全世界范围，但是角色的设定要求是亚裔，最好是韩国人。
刘尚作为总导演，事情很多，自然不可能每一个面试者都要经过他。
刘尚让副导演还有编剧组的人去海选，选到不错的演员进入待定，最后的‘抉择’才会过刘尚的场子。
临出国，女主的选角还没定下来，按照计划，女主的最后敲定需要面试者在韩国乡下的一个取景地进行试镜。
流程麻烦还拖延，但仍然抵不住各路女演员对这部电影女主角的希冀，还引起圈外观众的好奇，他们都在等，到底是谁有那么好的运气，可以拿到这个世界瞩目的女主机会。
八月底，刘尚即将出发赶往韩国。
临行前，他跟朋友家人告别。
陈婉清嘟着嘴，显得很委屈。
此前她想跟刘尚一块去韩国，被刘尚拒绝了。
陈婉清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要刘尚再陪她看一部电影，刘尚答应了。
看的电影是21年中秋上映的，导演贾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与贾樟柯此前的作品相比，这部“文学纪录片”显得有些不温不火。
上映四天，票房平淡的同时口碑也低于导演此前作品的平均值。
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部意蕴悠长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议题都值得深入关注与反思。
影片以2019年5月的畅谈为序曲，几十位作家来到山西汾阳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这里谈论乡村与城市，文学与现实。
影片交响乐般地以18个章节讲述出那些年的中国往事。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一起，回顾、探讨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
而贯穿影片的一大强烈情绪，即是对故乡的注视与怀旧。
某种程度上，贾平凹、余华和梁鸿都与故乡有了一段距离，正是因为这一距离他们得以审视故乡、书写故乡。
当我们看完整部纪录片就会发现，贾樟柯以吕梁马烽作为序幕与开始，由此引出其后几位作家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故事，所企图建构的便是近代中国农村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二者背后所凸显出的现代中国的变迁，而其中尤其以农村、故乡与故土所衍生的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作为核心。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正在被遗忘的记忆，就如曾经写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结婚现场会》的作家马烽，在当下早已经消失在大众印象中。
电影的最后一幕，贾樟柯有意安排对梁鸿读中学的儿子的采访，来展现世代交替之间曾经由其父母辈所经历与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和体验在年轻的、成长于城市且接受着普通话教育的儿女一代中的消失。梁鸿的儿子大概属于“00后”，而相较“80”、“90”后来说，他们或许才恰恰处于其间，即对于那些如贾平凹和梁鸿这样出生成长在农村的人来说，他们摸到了上一辈人所经历和看到的关于乡村和故乡的最后一缕气息，留在了身体中，然后进入城市。但是否能就此如梁鸿“00后”的儿子一般，自然地成为“城市人”，则始终如谜。
在关于这部纪录片的评论中，许多人或许都是“80”、“90”后，因此他们对这部电影大都充满了矛盾甚至两极的评价。一些人因为曾经成长于纪录片中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的尾声，所以颇有感触；
但另一些人则对此表示不屑，即电影中流露出的怀旧和对于旧日苦难的追忆，对此情绪的沉迷，甚至令人厌倦。而或许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其中看似最“插科打诨”的余华才会获得这么多的好感。
在电影中，余华的表达和讲述极具矛盾性，一方面他展现自己曾经生活的辛苦，但与此同时却也在一直消解自己所述之中隐藏的严肃和苦难性质，而以一种颇为个人“心机”的直白展现出个体在大时代风暴之下的自娱自乐与生存之道。
当梁鸿的儿子希望能问一问自己经历风霜的外公对于生活的看法时，或许才最真实地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于父祖辈们生活和苦难的隔阂，以及一种几乎是脱离其中而站在旁观者的好奇与窥视。
梁鸿身处其中，每每提及自己的母亲和大姐便潸然泪下；
贾平凹虽然平静地回忆着自己唯一一次看到流泪的父亲，但背后的辛酸我们会在一本本关于他所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商洛之地的里反复看到……
贾樟柯之所以采访这些家，或许恰恰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根植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上，对那些难言的记忆和情感进行有序且丰满的展示。
观众会因此受到影响，对其产生共情，但对于其所讲述的旧日和那些关于生活的记忆或许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其中最引人注目且令人感慨的或许正是贾樟柯设置在电影内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于故乡的回忆和追述。
无论是马烽、贾平凹还是梁鸿，他们都在生命的某段时间里返回故乡，通过把它作为一个观察和书写的对象来展现自身情感创伤或需求、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想象。
而无论是“返回”这个动作还是“追述”这一行为本身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要回去的地方以及需要被追忆的生活和那些经验已经在当下他们的生命中开始消失。他们通过返回这个动作以及追述来重构自身的起源地，于是怀旧便出现了。
陈婉清看的时候不知道是犯困了，还是想最后依偎着刘尚，她将脑袋轻轻地靠在刘尚的肩膀。
刘尚伸出手‘温柔’地推开陈婉清，问她：
“你带我看这部电影是想提醒我，不能忘记故土吗？”
陈婉清似乎是刚被提醒，莞尔一笑：
“是呀，是这样，我怕你去了国外就回不来了。”
“嗯？”
“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不是‘回不来了’，是‘不回来了’。”
刘尚怅然说：
“不会的，电影不分国界，但是导演是有国界的，我下一部电影会回来的，这部电影就是个小插曲。”
陈婉清也变得忧郁起来，她轻声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跟你看什么电影，这部电影是我随便从课件里找的，是老师让我看的，说是明年的北电艺考有可能会考到。”
刘尚眉毛一挑：
“有这事啊？那我得找个老师给你好好补习一下这部电影。”
“谁啊？”陈婉清有些好奇。
“学习这部电影最好的老师，当然是拍这部电影的导演啦。”
“刘哥你是说你找贾樟柯来给我上课？”陈婉清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
刘尚笑了笑：
“没事，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会来聊聊的。”
陈婉清以为刘尚在开玩笑，直到刘尚真得打电话叫来了贾樟柯。
理由当然不是给陈婉清上课，而是说自己要走了，有些心里话想跟贾科长聊一聊。
贾樟柯太实诚，真得屁颠屁颠来了。
等到了地儿，才知道上了刘尚的当。
既来之则安之，贾樟柯愿意腾出十分钟时间，跟刘尚聊一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电影。
陈婉清就在一旁听着做笔记。
刘尚：这部电影说的是几位作家回到故土寻找灵感。你作为导演也是如此吗？回到故乡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贾樟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第一次开始拍故事片时，我在家乡拍是因为我对我的家乡很熟悉。还有方言，语言方面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处理信息。
在这部特别的纪录片中，我目睹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性的城市化，很多人都去外地务工了。他们从农村去到城里找工作，寻找机会。我认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只知道城市社会，城市文化，城市社区。
这些都是他们知道的。他们对农村历史，农村文化，农村社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当你想了解中国时，你不能不看农村文化，因为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理解贫穷是什么样子的，在过去食不果腹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暂时回顾一下历史，回顾记忆。
所以我们暂时需要找到一个不同的方向，一个不同的视角。在空间上，在地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农村地区。
这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是从这些农村城镇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回到山西和回到过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结合这些时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实。
刘尚：《天注定》上映后，您曾说过想探究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情感」。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贾樟柯：是的，确实。这部电影继续探索了内在的、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变化。这就是我选择这些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用这部电影来检验、探索或谈论他们的文学作品。
对我来说，我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是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们非常勇敢，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正成为时代的信使和社区的信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使。
所以我认为可以通过他们来捕捉特定的现实，因为他们不仅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他们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样的方式吸引了我，让我想要拍一部有关于此的电影。
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去拍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听他们述说、而非是看他们写的文字来捕捉历史。
我想看看作为作家，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然后我将其拍成电影研讨会的样子。
刘尚：这部电影的名字有些哀愁，主题也非常严肃，但某些时候，特别是当作家余华讲述的时候，电影也变得十分有趣。您是刻意为之的吗？
贾樟柯：这就是典型的余华（笑）。这正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讽刺意味，很像黑色幽默。
对于作家余华来说，他实际上比第二位作家贾平凹晚出生十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写一些东西是颠覆性的。
这是一种展示他有多么叛逆的方式，因为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用谦逊的幽默来谈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也为了制造那种冲突或者用幽默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事情太糟糕了，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刘尚：您怎么就选了这几位作家呢？拍电影之前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吗？
贾樟柯：当然，这四位作者中，一位已经辞世了，三位还在世，其中我只认识余华。其余的我在项目之前都不认识，直到我们做了调查，收集了信息。然后我联系了贾平凹和梁鸿。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在镜头前谈论的十分之一。我们只知道最基本的信息。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因为他的父亲，他吃了很多苦。
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刘尚：时隔多年重回纪录片创作，您有什么感想吗？
贾樟柯：与虚构的电影不同，纪录片在一开始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决定我们想要捕捉或采访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时间的事情。
但制作纪录片的乐趣在于，有太多的未知。很多事情都是自发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
另一种层次的享受来自于对象——当我说对象时，我不是指那些我试图通过访谈来呈现的作家，那些在公共场所、火车站或街道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对象。
这些是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的形象，也是当时所发生事情的目击者。
这些人正是这些作家在他们的故事中描写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们同样重要。
拍摄他们会给我更多的自由，因为我可以很自然地捕捉到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样子。
我想做的是，以某种方式，诚实地、客观地、完整地，通过个人叙述，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这种见证，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了未来的一代也为了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欣赏和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
就边界而言，他们可以表达自己，来诚实、真切地谈论这个问题，谈论非常敏感的话题和议题——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见证。
所以即使是负责审查的人，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表达是多么真实。
所以我几乎是在用这个来突破你所能谈论的极限。
这在纪录片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人在谈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他们是证人，他们提供证词，所以他们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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