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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时月 第一百四十四章 孔孟之道

    “哇,这酒。”

    且说陈晨的父亲老陈,对于陈晨的出人头地感觉到倍感欣慰,刚才又是有人送来了酒菜,这一问可不得了,那人竟然是樊楼的伙计。要知道,老陈之前在外城区居住的时候,一家人吃的是什么?基本上每天能够三顿饭吃饱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有机会去挑吃的东西,所以也就更不用说喝酒了,平时的时候,也就是陈晨那边赚了足够多的钱财的情况下,老陈才会去买上一壶酒喝,一年到头能够喝酒的次数,其实老陈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数的过来。

    后来,陈晨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了陆垚,那位大人的赏识。说到陆垚,其实一开始老陈对于此人还是有一些戒备心的,毕竟,陆垚常年居住在内城区当中,虽说现在陆垚在汴梁城中已经算是有了足够多的人气,但是在外城区,不知道陆垚名号的依旧大有人在。

    这些人,通常只听过在朝为官的那些大官们的名字,比如曹佾还有韩永合,这两个人的名字,基本上外城区的老百姓们也都知道。而诸如陆垚还有潘元武这种更偏向于大商人身份的人的名字,外城区的老百姓不一定听说过。

    而足不出户的老陈自然也是对这个突然出现找到陈晨参加什么新蹴鞠大赛的人有过怀疑,直到他看到了陈晨带回来的那八十贯钱,才开始相信了陆垚的为人。不管这人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着能做大事的魄力,竟然敢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时候直接就把工钱先给了,足见此人胸襟和气魄绝非常人能敌。老陈虽说没什么文化,但是一把年纪,也算是阅人无数,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外城区打拼起来的,所以说通过陆垚的这两个举动,老陈已经断定,这人应该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也就立刻支持陈晨,让他去投靠陆垚,专心为陆垚做事。

    而后,陈晨将父母接到了内城区当中居住,也在稍微偏远一些的地方购置了房屋。虽说陈晨赚的钱,扣除买房子的费用之外还有一些,可是老陈还有妻子都知道,陈晨赚这笔钱来得不容易,而且以后有没有的赚,还要看陆垚大人的脸色,所以这俩人除了日常的花销之外,其实并不敢乱花钱。可是,话虽如此,但是老陈这个酒瘾倒是怎么都戒不掉,更何况,到了这内城之中,所有的事物看上去都比外城区要高级许多,就更不用提白酒了,所以,老陈也曾经偷偷买过几壶酒。

    虽说老陈觉得自己每次买酒都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然而,他不知道其实妻子和陈晨都知道他买酒的行为。妻子是觉得老陈偶尔喝上一些也无所谓,而陈晨则是觉得,既然都到了这内城当中了,而且目前看来钱还够用,偶尔喝上一两回也无妨。得益于妻子和儿子的理解,老陈也就喝上了几回内城区的酒。

    而说到喝酒,老陈也认识了几个酒友。当然,之所以他们会找老陈聊天,多半还是看在陈晨的面子上,再加上,现在基本全城的百姓都知道陆垚作为这次蹴鞠大赛的举办方,而且陈晨又是陆垚亲自选出来的人,这老陈跟陆垚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可以说是非同一般。对此老陈只能一笑置之,毕竟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见到陆垚一面呢。

    不过,这并不耽误这些趋炎附势的家伙来找老陈聊天。对此老陈倒觉得无所谓,喝酒嘛,若是一个人喝,确实也有些没意思,而且老陈也是十分克制,跟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对于陆垚还有陈晨,基本上自己都不怎么说,跟他们都是扯一些其他的事情。

    在一次聊天当中,老陈和酒友们聊起了这内城区和外城区的白酒的区别,因为老陈现在经常去这家酒楼的原因,再加上这酒确实比外城区的要好喝,于是老陈也就夸赞了这酒楼的白酒几句。

    谁知道,这一夸,倒是让同桌坐着的其他人笑了起来。他们纷纷表示,老陈虽说现在已经到了内城区中,也喝上了内城区的酒,殊不知,这内城区的白酒,也是分个三六九等的。

    对此,老陈自然是清楚的,只不过那些昂贵的酒,并不是自己喝不起,而是不想浪费自己儿子的钱财。所以每次才会选择这个酒楼喝酒,根据酒友们所说,他们现在所在的酒楼,产出来的美酒,在这汴梁城中,只能算是个中等水平。

    老陈出于好奇,于是便问起他们,这汴梁城中的美酒,哪家做的最好?

    这一问,同桌的其他人异口同声的说了三个字。

    酒中仙。

    最让老陈意外的是,本来他表示在这个酒楼说其他酒楼的美酒好喝,应该不太好,不过这同桌的人却是直接叫来了这个酒楼的老板,问起了他对于酒中仙酒楼的看法。

    那老板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连忙表示,这汴梁城中,酒中仙的美酒,确实是第一档的。

    随后,老陈又从这些人当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这酒中仙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陆垚!

    本来,老陈只觉得这陆垚是一个能做事情的年轻人,不成想,他在酿酒方面也有如此大的名气,那酒楼老板表示,这酒中仙的酒是全汴梁第一的美酒,这已经是得到公认的事情了。

    老陈一听,连忙问了问酒中仙美酒的价格,然而,一听到价钱之后,老陈也就打消了去酒中仙喝上一杯的念头。当然了,同桌的其他酒友也是一样,若是钱包富裕,他们也不会选择在这个酒楼喝酒了。

    说回当下,刚才来送菜的伙计已经得到了潘文的吩咐,于是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了,这两壶酒,正是来自酒中仙的美酒,而且是最高度数,五十度的美酒,他告诫老陈,一定不要一杯直接干下去。

    然而,老陈却是没有打算听那个伙计的劝告,这是为什么呢?这酒菜,都是儿子买来孝敬自己的,今天自己高兴,就要干一杯,应该没什么问题。五十度的白酒,自己又不是没喝过,喝一壶都不会醉,更何况这一杯了。

    于是,等妻子收拾好餐桌,老陈这边没等吃饭,先是倒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这随后的效果,可想而知。老陈只觉得自己的喉咙要冒烟了,这么高纯度的白酒,自己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是第一次喝到。如果说这才是真正的五十度白酒的话,之前的自己喝的那些,顶多算是三十度的白酒。

    老陈这一杯下去,足足缓了三分钟,才回过神来,大喝一声。

    “好酒!”

    借着,自己就跟妻子吃起了饭。这樊楼的厨艺,果然名不虚传。

    老陈看着这餐桌上的菜肴,发现妻子都是每个菜只盛了半盘,询问之下才知道,妻子,也就是陈晨的母亲想要留些菜肴,等着陈晨晚上回来吃,老陈并没有阻拦。

    陆府。

    今天是陆垚开始闭关的第一天,本来陆垚会觉得自己现在每天不用出去跑东跑西,专心看书的话,应该时间会过得很慢才对,谁知道,这一沉浸到知识的海洋之中,时间过得飞快,若不是刚才中午的时候母亲来喊自己,陆垚险些都要错过吃午饭了。

    要说这宋代科举,必须要读的书有哪些呢?

    这当中,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论语》和《孟子》了。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些论语和孟子的内容,还有它们造成的影响,方便大家来理解,为什么这两本古书,在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的篇名通常取开篇前两个字作为篇名;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则跳过取句中的前两个字;若开篇三个字是一个词,则取前三个字。篇名与其中的各章没有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仅可当作页码看待。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论语》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即《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说完论语,我们再来看看《孟子》。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60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古代考试主要考“四书”与“五经”。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的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子思门人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

    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失佚了。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

    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了。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长,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直到清末都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是,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当中主要的学说要点分为很多。

    政治思想: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法先王: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

    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国家给百姓安居乐业的王道,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德治观念:孔子论“仁”,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缓和社会矛盾,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力服人。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

    教育主张: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宋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民本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虽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除《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看来,陆垚要学习的,果然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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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唯林南烟大唐扫把星